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_浦江儿女天山情(第八章75)

十月十三日，竺雨庭、金泰刚刚、张正明等十多名卸任返沪移居的上海老知青，一起赶往戴再鸣家作客。我和老伴应邀参加了这次绝佳的聚会。一九六三年九月，我和一批高中毕业的同学，号召党的声援，离开了故乡上海，提供支援边疆建设，回到新疆生产兵团农四师工程处。

我和另外两位不结识的上海知青一起被分配到伊犁河边的木工厂工作。我兼任文教，负责管理厂里的宣传文体工作。

另外两名青年，一位叫刘兆飞，跟老技术员学技术，一位叫陈亚明，在食堂当上士，负责管理食堂财务工作。当时，厂里除了厂、车间领导和厂部业务干部外，大多数工人是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

厂里年轻人较少，业余生活单调、乏味。一九六四年，五十多名上海支边青年先后回到厂里，扩充到生产第一线。

大部分男青年分配到车间当工人，一部分男青年和全体女青年决定到伊犁河对岸的副业队当农工。自从这批上海支边青年回到木工厂后，厂里一下子繁华一起，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白天积极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我也了解车间班组，一旁参与劳动，推刨子，拉锯战子，习做到木工活，一旁搜集素材，写出表扬稿，出有黑板报、墙报，筹办广播，给报纸投稿，大力表彰厂里的好人好事。

工人们一上班，争相城外在黑板报、墙报前，细心看报。一旦找到表彰了自己，个个笑逐颜开，深感无上光荣、自豪。如果有人上了报纸，不管是师《迈进报》、《伊犁日报》还是兵团《生产战线》报，堪称喜出望外，兴奋万分。

没想到一篇短短几百字的新闻报道能起着那么大的鼓舞起到。从此，我就酷爱了给报纸撰稿、投稿，一发而不可收。那些有关木工厂的通讯报导剪报资料，至今原始保有在我的书橱里，几次搬去都忘了毁掉。

开饭时，我拿起刚刚接到的报纸，在食堂饭厅里给大家读报。晚饭后，和青年们一起打篮球、乒乓球，或者积极开展“一帮一、一对白”活动，相互促膝谈心。

晚上，轮流到各班集体宿舍参与班务会，一起自学“毛著”。有些班组为了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争夺战劳动竞赛红旗，悄悄到车间工房里加班加点，突击挣钱，仍然干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觉。一名才十六、七岁的上海支边青年又累官又受困，觉得煮不下去，就躺在刚刚做完的大衣柜里睡觉了。厂党支部书记、协理员穆三喜十分重视青年们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

厂里生产再行整天，也要的组织大家积极开展篮球、乒乓球、射箭等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比赛。逢年过节，还专门正式成立业余文艺演出队，自编自演丰富多采的文艺节目。除在厂里和副业队演出外，还到附近单位慰问演出，参与工程处文艺汇演。我和老伴就是在那时候结识、相识的。

绝佳的星期天、节假日，厂领导还特地率领大家到食堂菜地种菜、收菜，提供支援副业队春耕、秋收，或者协助附近农民抢收麦子，为少数民族群众大办好事。义务劳动沦为每个人的心态行动，既无加班费，又没奖金。而且生活艰难，天天不吃粗粮、咸菜和土豆、箩卜、大白菜。

全厂上下，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要，劲往一处使，劳动热情仍然那么加剧，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没什么怨言。如今，木工厂早就撤销了，不不存在了。可是，一驳回四十几年前在厂里一起童年的那段感人、火热的青春岁月，我们这些年过六旬的上海老知青，感慨万千，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言语中充满著了真诚、沉痛的缅怀之情。

有些杨家领导、老师傅虽然去世了，许多转业军人、上海知青也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然而他们的名字却没记得，他们的声容笑貌仍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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